;（二）通俗简单读物通俗简单读物，还包括各类“通书”、农书、尺牍、旅行指南等。此类书籍的出版发行，亦大盛于明清。尤其要认为的是，由于商业的繁盛，明清商人专用的小型百科全书如《陶朱公经商奇书》、《万宝全书》、《水程一览》、《示我周行》、《天下水陆路程》、《客商一览醒迷》等，大大发售，一版再版，发行量相当可观。
据我在东京几个所作的版本，明清时期的通俗简单读物（尤其是商人用书），大多为杭州、苏州等地书坊刊行。余英时认为：“商人是士以下水平最低的一个阶层，不但明清以来‘弃儒就贾’的广泛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社会现象，而且更加最重要的是，商业本身必需拒绝一定程度的科学知识水平。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多大，则科学知识水平的拒绝也愈多低。即以一般商人而言，明清时代之后经常出现了大批的所谓“商业书”，为他们获取了适当的科学知识”[1]。
江南是明清中国商业化水平最低的地区，大量的“商业书”刊印于此，是有很深的社会背景的。此外，江南书坊也刻有了不少医书，如嘉靖间金陵书坊雷鸣刊《济生产宝方》，赵君耀刻有《胎产须知》。又唐氏富春堂刊《妇人吉尼斯世界纪录良方》，集贤堂唐鲤跃刻有《丹溪心法》，唐鲤飞样《雷公炮制性解法》，唐少桥刊行《大字病指掌图》，唐翀宇镌徐氏《针灸大成》，三多斋刻有《针灸吉尼斯世界纪录》、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，文枢堂刻《万氏家钞济世良方》等[2]。
（三）童蒙课本教材由于大众教育的普及，明清时期童蒙教材的激增，。首先，仅有就明清时期最风行的“三、百、千”（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）三种教材而言，就大大经常出现仿效、赓续之作，以及注释本，插图本。
如《三字经》有《修编三字经》、《节减三字经》、《甚广三字经》，《百家姓》有《重编百家姓》、《御制百家姓》、《新编百家姓》，《千字文》则有《录千字文》、《一段情千字文》、《三续千字文》、《别本续千字文》、《县学千字文》，等等。因此同一书经常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[3]。其次，除了“三、百、千”外，其他童蒙教材也大量刊行。
一方面，旧有的教材大量刊行、刊行与流传（其中最出名的，有《弟子职》、《蒙求》、《童叟须知》等）；另一方面，新编的教材也最畅销热销（如《幼学故事琼林》、《龙文鞭影》以及各种训蒙诗选）。据熊秉真，明代以后中国少见的童蒙教材，种类多达百种以上。
第三，经常出现了大量使用故事、歌诀、图本形式的童蒙教材（如《新刻联对之后蒙七宝故事吉尼斯世界纪录》、许贯日《新的镌注解故事白眉》、《金璧故事吉尼斯世界纪录》、《书言故事吉尼斯世界纪录》、《绘像注解日记故事》、《绘图蒙学歌》等）。第四，除了上述各种具有精英痕迹的传统识字教材外，几乎出于简单目的的识字教材也大量经常出现。
在这些教材中，有《日用俗字》、《农庄杂字》（后来还出有了《绘图农庄杂字》）、《幼学字表》等杂字用书，也有《算学启蒙运动都是》、《十进位制蒙课》等算学教材，还有关于声律、、天文、舆地等方面专门知识的启蒙运动教材[4]。虽然以上各种童蒙课本教材并非都是江南的产物，但是作为当时中国、商业化出版业中心的江南，这些教材的出版发行也以江南为最少。
这类课本教材极大，江南商家大自然会逼不一动。因此苏州出名的扫叶山房，除刊印经史子集四部书外，也大量刊行笔记小说，村塾读本等[5]。（四）时文选本、文士诗文明清以八股文取士，这种考试虽然有种种弊病，但是从形式上来说毕竟一种十分规范化的考试方式。由于其规范化，因此相对于以往的考试形式来说，这种考试形式似乎更加公平。
同时，因为考试内容和形式都更为相同，因此艰深范文是顺利的最佳捷径，而此前成功者的试卷又是最差的范文。为顺应这种必须，书商之后雇人搜集以往的中式应试文字，加以自由选择乃至评点，印刷出版发行。这类时文选本因出于书坊，故又称为“坊中选”。
《儒林外史》中的马纯上（马二先生）、匡超人等，就是雇用于书坊的职业选家。由于明清江南科举鼎盛时期，因此对此类应试参考书需求量也相当大。
不仅如此，因为江南是当日中国教育的中心，江南出版发行的时文选本在外地的名声也相当大，因此导致对江南时文选本的更大市场需求。顾炎武提到杨彝（子常）的话说道：“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所取功名、永发财，此之谓‘学问’，……而他书一切不问”。这些书大多出于江南，“至一科房稿之刻，有数百部，均出于苏杭，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”[6]。时文选本最先经常出现于江南，约是在弘治朝，不过为数尚不多。
到了嘉靖朝则大盛，以致李翊说道：“余少时学举子业，并无刊本，……今满目坊刻，亦世华之一检验也”[7]。上元、江宁为不应天府所附郭之两县。两县镌刻不少八股文，即所谓“时义”。
当时有人建议要把这“两县及建宁书坊所刻时义，悉数烧除”。两县所刻时义，与建宁书坊合称，可见其产量之多[8]。到了清代，愈发兴隆。《儒林外史》中回应多有刻画，借此可见当时江南时文出版发行中心之一的杭州，此项事业规模已甚大。
例如该书第十八回中，书坊文瀚楼主人雇不第举子匡超人批点一部试卷，说道：“我如今扣著日子，好发与山东、河南客人带回去买。若出有的太迟，山东、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将了。”第二十回中匡超人对人说道：他选点的时文，“每一回出有，书店以定要变卖一万部。
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北直的客人都争著卖，只恨买手”。由于坊中选洪水泛滥，引发国家的推崇，清代曾经施行禁令禁令坊选本风行，但都无济于事，以致国家甚至考虑到自己来精选辑范文出版发行。此外，明清士人，趋名若骛，多有自费印刷文稿，士林借此名者。
此风又以江南最盛，明清之际小说《鸳鸯针》卷三《双剑雪》，就刻画一个山东假名士卜亨，到南京坐监。到南京后，将要以前自己所不作、央人代作以及抄袭他人的诗文，编诗文集各一部，叫刻字匠刻有了，印了千余本，逢人之后送来，竟然被骗得盛誉，“借以声势，新的修筑乾坤，又在南京摆动一起”。此后之后行骗，将枪手代作的八股文字，又刻《南雍中举草》、《乡试朱卷》，招摇撞骗，以致“三吴地方的名士，莫不闻风愁，见面恐后。
……那江楚远来地方，欲诗求文的，填架满案，交际烦”。从这个故事可以显现出：明清江南的民间出版发行印刷业，已沦为生产社会舆论的最重要工具。
事实上，在明清江南，不仅文人依赖刻书印书以沽名钓誉，而且市井小民也用印刷品传播丑闻，中伤他人。明末江南小说《贪欢报》第十三回《两房妻暗地双错认》中就布道明代杭州人朱芳卿、龙天生，都通奸对方之妾，但是又惧怕“播扬一起，……那买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，刊了本儿，街坊一买，天下都告诉了，那时就将一万银子去卖他不做声，也无以了”。
刊印这些沽名钓誉的文选或者传播丑闻的文字，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动机各异，但从出版业者的角度来说无非是为了赚。因此这类读物盛行于江南，也证明了江南商业化出版发行印刷业的繁盛。
（五）宗教书籍宗教书籍的印刷在江南有一定规模，例如上述藏板于大报恩寺的《南藏》，后来仍然在用于。郑和曾利用该刻板先后印造１０部，而到了万历时代，更加“广为刊行”，每年大约印２０藏。
外地来南京请经的和尚，可在印经铺内住宿，每印一部，需缴报恩寺板头钱二十两，该寺靠这副经板，每年可获得几百两银子的收益[9]。明代后期南京来宾楼姜家似为专印大藏经的经坊。此外，万历初西方传教士在南京创建天主教，江西人周用印书维生，在南京开办书铺，被诱劝皈依，在教堂内印行经卷；曾被官府被捕。
南京教堂重刻了利氏《交友论》（１６９９年）、《畴人十篇》（１６０９年）。利氏《万国舆图》（又名《山海舆地全图》），也有吴中南京刷刻本（１６００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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